民间力量参与国际传播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中外关系和国际传播的发展，慢慢的变多的民间力量加入到向海外推广中华文化的传播活动中。中国武术借助影视流传世界；中华餐饮在全球遍地开花；在全球面对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中药也绽放出异彩，正在作出独特的贡献。这些传播活动大多依靠的是民间力量。不过，对于民间力量，我们还缺乏明确的定义，民间力量的概念还比较模糊。那么，什么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民间力量？

  中文“民间力量”来自“民间社会”（英文civil society，通常译为：“公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的概念。“市民社会”偏重都市经济生活的理性化；“公民社会”偏重群居政治生活的合理化。Civil society也可称“民间社团”，因为society本有“社团”的含义。在西方civil society的概念里，既包含了市井生活的意义，也包含了公共生活的意义；既体现了底层性、草根化、非官方、自组织的社会特点，也包含着广泛群体所拥有的“网络”“组织”“关系”的庞大力量。所以，民间社会、民间社团与民间力量能够说是一回事儿。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民间社会是社会中除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由民间社会组织与非政府组织构成”。也就是说，民间社会具有“非政府”“非商业”的特点。不过，这只是认知的分野，不是实际的切割。事实上，在一个经济势力无孔不入、行政力量很强大的市场社会中，民间社会组织常常不能与经济利益截然分开，政治权力对民间社会的介入也往往难以避免，民间力量与政治经济利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政府机构基于行政权力、商业市场依赖经济要素不同，民间社会主要借助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和组织能力开展活动、发挥作用，带来了与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不同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概念是指个体或团体通过互惠性规范和彼此间的信任而享有的社会网络资源。这种资源能够得到非物质的力量，由此产生实际的利益。

  在中文语境中，“民间社会”和“民间力量”的含义大同小异。“民间社会”是一个产生民间社团、拥有社会资本的公众领域。“民间力量”则主要指民间社会中具有主体精神和能动力量的各种群体和组织。

  中国的民间社会与民间力量目前还不易确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一个单位制的社会，民间社会不发达，“民间力量”自然也是一个几乎不存在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经历了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历史性转型，民间社会慢慢地发展，民间力量日益壮大。

  事实上，“民间力量”是在国际传播领域逐渐受到重视的一个概念，“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也是近年来随着国际传播、公众外交与中华文化走向海外而出现的热门话题。那么，与公众外交相关的民间力量指的是什么呢？

  中国传统上从事对外传播的力量主要是大众新闻传播媒体，以及与外交有关的非新闻专业部门，其中也包括一些人民群众团体。不过，这些官办团体与一般公营机构无异，单位有级别，任命非选举，在对外交流活动中代表的是国家和政府，并不属于民间社会。也许只有通过深入的改革，才能发挥独特的民间社团作用。近年来，一些国际知名人士、智库学者在公众外交活动中表现活跃。此外，一些教育、文艺、对外联络单位也纷纷拓宽路径，积极寻找国内外伙伴，与市场合作，例如孔子学院的国际合作、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省部合作、中联部等单位（如“复兴路上工作室”）的政治广告宣传片。这些合作大多可以归入体制内对外传播的创新范围，是对外传播中很值得注意的新现象。不过，本文更关注非传统、非常规、非主流的民间力量开展公众外交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以及对外传播主流与主体之间的合作。

  参与对外传播的民间力量包括与文化外交有关的各类群体及个体、与中外交流和文化贸易相关的市场主体和商业公司，还有普通的公众和活跃的网民，特别是，网民成为网络世界文化交流的主力军。当然，作为公众外交主体力量的民间社群参与对外传播，常常需要与主流力量开展合作。

  近年来崛起的基层民间力量发展迅猛。这些自发形成的群众组织都有强烈的发展动机，但鱼龙混杂，管理不易。而且，中国的民间社会和民间力量是最近40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与商业活动才突然勃兴的部分，因而带有商业、经济、市场的明显特点。

  对外传播是一项国家使命，项目资金大多来源于国家，而且效果如何很少考虑。于是，“有条件”的社会团体和商业公司趋之若鹜。

  许多对外传播项目以委托公司的方式操作，政府机构的职责主要是“发包”；内容制作则基本由主流媒体的商业团队或者社会上的商业公司实施。本来，主流媒体受传统思维禁锢，被认为缩手缩脚，缺少创意；想来民间制作公司能够打破框框套套，别出心裁。然而事与愿违——令人惊艳的创新之作难得一见，民间公司推出的，许多反而是更加平庸的作品，例如各地区、各单位千篇一律的形象宣传片。究其原因，是商业机构志在赚钱（赢取项目），为逢迎上意，比主流媒体更加谨小慎微；为节省成本，又多粗制滥造。而作为利益共同体，他们的委托者/合作者不仅不能严格要求，严肃追责，反而成为商业伙伴的挡箭牌和保护伞。在一些只求投入、不计产出的国际传播项目中，缺少的不仅仅是经费审计，更缺少效果验收，成千上万的国家经费常常轻易地打了水漂。

  自下而上的民间活动难免商业组织的介入和市场动机的推动。如果参与者不能保持足够清醒的文化认知，不能保证一定程度的动机纯净，见利忘义，假公济私，传播品质就可能退化，进而影响中国形象。

  在对外传播合作的民间力量中，有一个作用特殊的群体是华侨华人。华侨华人既熟悉当地民意、又了解祖（籍）国文化，是海内外文化沟通的重要力量。海外华人是中国对外传播的二传手，在中华文化海外有效传播方面可谓贡献巨大。但“所遇非人”的现象仍值得警惕。在这个群体中，也不免投机取巧之徒。一些“空中飞人”借助全球化的便利条件和信息不完全畅通的区域障碍，游走于海内外两端，攫取个人的社会资本和政治经济利益。

  国际传播商业化的弊端当然有参与者的素质问题，但同样重要的是对外传播体制机制的健全和对国际传播效果的严格检验。

  民间力量的表现带有原生态的质朴与自发性的粗糙。不过，自发性和原生态也许正是对外传播软力量的一部分。例如近年来海外流行的太极健身活动，便完全是自发地由民间力量引向海外，如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许多外国健身者通过太极熟悉并热爱上了中华文化。

  于是，官方开始积极热情地扶植这种“公众外交”活动，率领民间太极大师巡回全球，成立各种官方代表团推广太极文化。然而，官方气味浓重的仪式往往带来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反而不如草根性的群体活动更亲民、更友善。

  扶植太极活动的官方举措反映了政府部门的一种惯性思维。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将民间社会组织视为附庸，不仅自诩保护的义务，也握有指挥的权力。然而，过度的政府介入为本来自发的活动打上了官方印迹，实际上减弱了民间组织的亲善功能，也伤害了中国民间社会的独立形象。

  公众外交当然需要政府的组织与协调；但真正有效的践行者却是人民。质朴的民间活动、自发的人民交往所带来的文化吸引和单纯好感也是重要的资源，应该尽量保留这种“软实力”的民间属性，尽管人民的表现并不一定尽如人意。

  除了需要压抑的过强商业动机之外，民间参与的国际传播也存在其他不尽完美之处。例如，即使是受到普遍肯定的“李子柒”现象，也存在一些“伪”和“作”的质疑。但是，只要这种表达恪守“健康”的文化底线，原生态、草根性反而更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更有利于国家形象。

  民营企业、商业公司的文化标准不能也不必与主流媒体一样“高大上”。不必，是因为它更符合“民营”“公司”的身份；不能，是因为世界上并不只有高尚的文化标准。中华文化有雅有俗，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这是正常的国家形象，也是对外传播应该呈现的中国形象。当然，在草根性的民间力量中，也存在非理性的表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网络社会的民族主义言论。

  网民聚集的虚拟社群及其表达的网络舆论，是一股十分强劲的民间力量。在无远弗届的互联网上，这个特殊社群以传播消息和表达意见的方式无意中加入了中外交流和对外传播。

  网络世界是一个自由表达的公共领域，随机性、碎片化、非理性和情绪化是通常的生态。虚拟的网络社群是由散兵游勇的个人网民按照声气相投的规律自由组成的非正式部落群体，却具有极大的能量。网络谣传和极化言论常常成为影响全球的国际传播因素。在涉外事件和中外争议中，网民可以不成比例地夸大细节，也可以迅如雷电地传播谣言，网络传闻强调的分歧与网络舆论煽动的愤怒往往瞬间掀起滔天巨浪。

  网民喜爱狂欢式的情绪释放。以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中外网民的争论就成为国际交流的一个主战场。从新冠病毒的起源，到各国政府的应对，从官员应有的风度，到媒体传播的真实性，无不掀起网络舆论风暴。

  对网络舆情，“封”和“堵”未必是好办法。首先，它招致强烈的与反弹；其次，它将网络舆情导向主流之外的旁门左道；最终，它将极大地损害国家形象。应该在网络世界营造一种理性争鸣的氛围，鼓励据理力争、平等交流的文化生态；同时，一批熟悉国际问题、可以参与国际对话、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民间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会有利于中华文化、中国政治的对外传播。在天然地具有批评精神和意识的网络舆论中，富有独立见解而又勇于在网络发声的专家学者是颇为难得又极度需要的对外传播力量。

  在网络社群中，有一个有必要注意一下的以留学生为代表的国外访学群体。在中国的官方政策中，旅居国外的留学生并不算华侨，按照“加入外籍”的通常定义，他们过去也不被称为“华人”。但留学群体却是全世界华人世界中与祖国最亲近的一个部分。而且，绝大多数留学生了解外情、熟悉外语，他们奉公守法，与所在国家和人民维持着良好关系，是中国联系世界的重要桥梁。背井离乡的他们，通常都更加热爱祖国。年轻气盛的他们，也常常以言论呼应国家的诉求，以行动代表中国的形象。在互联网的争议中，他们往往是中国利益的表达者、中国立场的拥护者，常常也是外国消息的介绍者和全球信息的引进者。这支重要的队伍需要好好呵护，善加引导，使之克服“受歧视”的心态（虽然在异文化中被歧视也是难免的现象）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力争作跨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和中外人民相互理解的桥梁。

  国内人民也应该善待留学生这个重要的国际交流群体。在抵御新冠肺炎的过程中曾经出现对留学生群体的歧视和排斥，是非常不应该的。这不仅会寒了这些祖国未来建设者的心，也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中国对外传播大局。

  如何组织多元一体、协调配合的对外传播民间力量？本文认为，要变管理为协调，从提高公民素养和构建体制机制两方面入手。

  首先，需要针对不一样群体进行媒介和传播素质的培养。提升公民的文化素养、改善国际交往的行为方式，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而国民形象，说到底是公民素养的外露。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非间接接触机会大增的情况下，对最大有可能涉足中外交往的目标群体，可以分别轻重缓急，有明确的目的性地进行有关国家形象的知识教育和行为引导。

  其次，加强沟通能力，更有助于促进中外交流。对非专业的传播者来说，重要的是增强对“异文化”和“准传播”的敏感性，知道处处有文化，时时在传播。此外，全民一同营造理性的传播生态，除了法规的约束之外，社会也需要有思想的专家评论、有良知的传播批评和专业媒体坚持不懈的正面示范。

  同时，管理机构可以借鉴战略传播的思路，将自上而下的统一要求转变为协调配合的组织沟通，构建一种内部信息交流畅通的传播体制和各种传播力量相互协调、积极合作的传播机制。